摆渡人 ——基层柜员普通的一天

“船来了，快点快点”“老陈，慢点，等我一下”……一看手机，还不到五点。这一声声的吆喝就像一枚石子，猝不及防地投进了尚未完全苏醒的寂静里，漾开了一圈圈愈来愈嘈杂的涟漪。我在这农商银行小网点的二楼宿舍里，被这潮水般漫上来的声浪推醒。不用看日历也知道，今天是赶集的日子。这声音于我，比任何钟表都准。

说是“乡”，其实早些年撤乡并镇后，这片地界上，就只剩我们这栋两层小楼，还被村民念叨着“公家单位”的名字，像河滩上一块倔强的石头，守着日渐荒疏的旧河道。

隔着窗户玻璃，天色是鸭蛋壳般的青灰。声音却是活色生香的：摩托车“突突”的排气声，扁担摩擦的吱呀声，女人高声唤着落在后头孩子的名字，男人粗着嗓子谈论昨夜打牌的输赢……这些声音交织着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去——河边的渡船。这里没有桥。附近五个村子的人，都要靠两条渡船把自家田里摘下的青椒、茄子，院里啄食的鸡鸭，以及一个清晨积攒起来的、热气腾腾的盼头，一担一担地，“摆渡”到河对岸那个更热闹的市集上去。

虽然醒得早，但还是得到八点开门营业。我下楼，拉开厚重的卷帘门。第一个身影就挤了进来。是东村的张爷爷，他裤脚还沾着泥点，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塑料袋子，取出皱巴巴的存折和户口本，隔着柜台玻璃递给我，声音有些发怯：“帮忙取粮补……”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便在这方三尺柜台后，陷入一种专注而重复的“摆渡”。取粮补的，取老人社保的，存卖粮款的……几乎都是老人。他们大多不记得密码，或者指头粗裂，按不准那小小的键盘。我便一次次探出身去，隔着玻璃指点：“按‘确认’，对，绿色的那个。”“再输一次，不急。”他们的脸，紧贴在玻璃上，像看什么精密仪器般，紧张地盯着我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直到钞票从出口“沙沙”地吐出，那紧蹙的眉头才豁然舒展，那笑容里有放下心来的轻松。

存折上的数字，大多很小。但那一笔一划的确认，一次一次的指纹按压，对于他们，却郑重得像一种仪式。我不是在发放钞票，我是在帮他们，把国家一个宏大的、温暖的政策诺言，从纸上“摆渡”到他们粗糙的、布满沟壑的手心里。玻璃内外，是两个流速不同的世界。外面是滚烫而喧腾的生活之河，里面是冷静而规则的数字之河。而我，是这渡口上的摆渡人。

晌午过后，河对岸的喧嚣渐渐沉淀下来。赶集的人回来了。他们不再急着挤到窗口，而是三三两两，聚在银行门口那棵老槐树的荫凉下，我的业务也稀疏下来，能够有空闲和李大娘王大叔扯着各村的家长里短。日头偏西，金光斜斜地切过柜台，把屋檐的黑影拉得老长，印在柜台上像一道栅栏，也像一道坚固的堤坝。送走最后一位客户，锁好钱箱，拉下卷帘门。世界“哗啦”一声，仿佛被关在了外面，又瞬间静了下来。

我走上二楼的阳台。大河在暮色里变成一道暗沉沉的银练，对岸集市早已散尽，只剩空荡荡的码头。而这边，村落里升起了几缕淡蓝的炊烟，温暖而踏实。渡船正突突地，从对岸载回最后一批归人。我忽然觉得，自己这方小小的柜台，何尝不也是一条渡船？清晨，我将他们渡向对岸充满希望的集市；整个白日，我将远方的政策、国家的信用，一笔一笔，渡进他们当下的生活里；而在这傍晚的闲谈与未来的期许里，我或许，也在参与将他们今日的劳碌，悄悄摆渡向一个更有奔头的明天。

风起了，带着河水与泥土的凉意，我转身回屋。屋里的灯光将这小小的网点，映成一枚在渐浓的夜色里，安静而笃定的印章。明天，最早的一班渡轮，又会载着那些沾露水的蔬菜和热切的脚步，从对岸驶来。而我的摆渡，也将再次开始。在这片被大河隔开的土地上，我们各自摆渡，又互为彼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