执笔为桥—一位青年写作者的乡土情结

我是谢子尧，一名扎根在安化山水间的普通青年。2022年，我从湘潭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后，带着“服务家乡”的初心加入安化农商银行。三年时光里，我既是金融柜台后的服务者，也是应急救援一线的记录者，更是文字江湖里的追梦人。扎根农村，服务基层让我对“青年担当”有了更深的体悟——青春的价值，在于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需求，用不同的方式为这片土地注入温度。  

为何执笔写作？

我的答案总与一片茶叶有关。  

在安化的深山里，茶农们常说：“一片叶子落入杯中成了茶，落入土里就成了根。”而我的文字，恰似那片既想沉入泥土、又想浮向远方的叶子——扎根于农商行的服务日常，飘向更广阔的乡土人间。  　

写作是“看见”的修行

写作，需要在生活与工作中多一双“眼”。泛黄的存单、新签订的贷款合同，每月一汇的养老金，每天经手的这些票据与数字背后，藏着太多未言说的故事。这些碎片，在业务系统中或许只是几行代码，但我的眼中，却是时代浪潮下的个体史诗。一张存单，是在外务工日日夜夜的艰辛，一笔贷款，是创业之路的信心与坚决，一张社保卡是国家落地的惠民举措。

我开始带着“人类学田野调查”般的自觉去工作：记录方言中鲜活的金融隐喻，收集乡亲们对“普惠金融”最朴素的解读，甚至从老人皱纹的舒展来判断服务满意度。有人调侃我“不像柜员，倒像记者”，但我知道，唯有先俯身“看见”尘埃里的光，文字才能拥有穿透人心的力量。  

写作是“缝合”的使命

在安化我常常目睹这些割裂，通过手机银行足不出户办理金融业务的年轻人，与攥着银行卡不敢用ATM机的老人共存。

这些割裂让我意识到：飞速发展的时代，需要有人为断层中的群体架设理解的桥梁。  

于是我的笔成了“针线”。

我将晦涩难懂的金融政策文件转化成耳熟的乡音，将金融知识编进一个个乡土小故事当中。有读者留言，普惠金融原来不是文件中的术语，在我笔中成了一幕幕鲜活的金融场景。这让我更坚信：作家的责任不是制造晦涩的鸿沟，而是用乡土熟悉的语言，缝合传统与现代的裂缝。  

写作是“种籽”的远征

成为县作协会员时，前辈赠言：“莫做花瓶里的观赏竹，要当岩缝里的野山松。”这句话成了我的创作信条。  

我不再堆砌辞藻，无病呻吟，我倾心去记录那些正在改变土地的种籽。去记录自掏腰包为村民修路的养殖大户，去记录将产品销往国外解决村里百余人就业问题的创业模范，去记录返乡创业种黄精的“00后”新农人。这些真实的故事发表后，更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土地。最让我触动的是，我将孤寡老人“秀阿婆”的故事发表后，引起许多人对孤寡老人生存困境的关注，更有人通过互联网找到我，要对老人进行资助。这让我想起泰戈尔的诗：“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你，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。”或许，这便是文学最美好的抵达——不是施舍感动，而是唤醒更多人成为光的本身。

有人质疑：“银行人的写作是否不务正业？”我的回答藏在三个比喻里：笔是显微镜，在重复的日常中洞见人性的幽微，让冷硬的金融数据有了体温；墨是粘合剂，将政策文件翻译成田埂语言，让国家战略与个体命运血脉相连；纸是播种机——把安化的故事装订成册，让散落山野的微光汇聚成星河。  

4月16日。我参与《湖南文学》主办的基层改稿会，使我对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解更为深刻。我愈发清晰：青年作家的笔，从来不应是孤芳自赏的装饰品，而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，或许撬动的幅度很小，但至少能让某个角落发生向好的位移。  

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坚守，做时代的记录者。去写智能柜台前颤抖着按指纹的老人，去写无人机喷洒农药时田垄间惊飞的麻雀，去写每一个在乡村振兴路途中披荆斩棘的奋勇者。

要记得：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字，终将成为后人解读乡村振兴的底本。每一笔落下时，都该带着对土地的敬畏，以及对未来的温柔预言。  

做一只夜莺，不停歌唱的夜莺，歌唱这自然、灵魂与宇宙。